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寻访“中国第一造反派”聂元梓-凤凰周刊

作者:admin 时间:2019-03-30 11:29
摘要:聂元梓,是研究文革历史绕不开的人物。她因“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”一夜成名,成为家喻户晓的“头号造反派”。从此,她的人生如坐上政治“过山车”,命运的起伏跌宕已难由自己把控。聂元梓,是研究文革历史绕不开的人物。她因“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”一夜成名,成为家喻户晓的“头号造反派”。从此,她的人生如坐上政治“过山车”,命运的起伏跌宕已难由自己把控。从贴出第一张大字报起,她的政治符号意义已不允许其随性而为,她在文革中的许多动作,如同被捆绑住手脚的提线木偶,在政治操盘手的玩弄下,她和千千万万造反派一样,成为政治斗争的牺牲品。在经历多年牢狱、贫病交加、孤苦无依的生活后,她对文革有了新的认识, 她在回忆录中写道,“我赞成打倒刘少奇,是出于对毛主席的信任;可是,过分的迷信,个人崇拜,就使我走上了唯心的道路,走向错误的极端。”即便如此,她对毛泽东的拥护和热爱仍然痴心不改。她曾说,“我的一生似大海,波涛汹涌澎湃”。如今,93岁高龄的她,在凄风苦雨过后,终于过上了安宁的晚年生活。记者问她对自己在历史上名分的看法,她平静地答道,“我没有什么特别的想法,就是想着老老实实做人。”1984年12月,从延庆监狱以保外就医的名义出狱后,聂元梓很少以真实身份在公共场合露面。迫于生计,她曾在将近70岁的年纪,下海卷入商品经济大潮,那个时候她使用的名字叫“王兰”。近几十年来,她除了出版《聂元梓回忆录》,以及2010年在《炎黄春秋》发表一篇回应批评的文章外,极少公开发表文字或接受采访,《凤凰周刊》记者联系她,她竟爽快答应了。从监狱出来后,她长期居无定所,曾借居在二姐聂元素家,却因种种原因,被二姐的女儿撵了出来,还将其告上了法庭。如今的住处,是在北京电影学院旁边的一个小区,这个住处是她托杜润生老先生找的,时任北京市市长的王岐山是杜润生的门生,便给聂元梓安排了这套房子。问及是哪一年搬来的,她自己也记不清了,不过这套房子也只是暂借给她,她并不拥有产权。大约50平方米的房子,装修简单朴素,屋内的家具都已陈旧。她的三个子女都不在身边,唯一陪伴她的是一台电视机和一个四十来岁的保姆,聂元梓礼貌地叫她“阿姨”。93岁的聂元梓,看上去精神并不差,只是因为腿脚的毛病,略有些佝偻。几十年的受苦受难,让她总是一脸愁苦相,即便在给她照相的时候,她也笑不出来,记者搜索她在网上的照片,也大抵如此。这两年,她的记忆衰退得厉害,采访中,很多问题她都表示“记不清”“不记得了”,但有的问题她却思维敏捷,比如问她对江青的评价,她脱口而出,“我对江青的印象不好,她本来就是个电影演员,做自己的事情就好了。在延安的时候,我就常看到她从杨家岭出来,在外边来回晃悠,她老在中央领导人身边来回窜,不好,不喜欢。”她曾在延安中央党校学习,那个时候就跟江青认识,但一直印象不佳。在她贴出第一张大字报后,江青为了拉拢她,曾请她到家里吃饭,要她有什么问题可以直接给自己打电话,或者让李讷转告,自己也可以随时接见。但聂元梓对此不屑一顾,并不理睬江青的特别授权,更没有受宠若惊的感觉。她有事还是向中央文革小组的另一副组长王任重报告,而“决不会找江青”,因为“我认为江青在党内一件实事都没有做过,我对江青的认识有一个过程,对于她的阴险和无赖,是后来认识到的。”即便如此,在后来给她定的罪名中,还是有一条,“积极追随林彪、江青反革命集团进行反革命犯罪活动”,这是她绝对不能接受的。1921年,聂元梓出生在河南滑县的一个革命家庭,她的父母和六个哥哥姐姐都先后参加了革命,她在16岁那年也加入其中,从事地下情报工作,并在17岁入党。她的大哥、后来担任全国政协副秘书长的聂真,在家里建立起中共滑县组织,后来成为中共总书记的赵紫阳也曾在他们家办公。作为一名年轻的“老革命”,聂元梓长期从事中共意识形态宣传工作,思想上极度左倾。为了革命理想,她从前方长途跋涉至“革命圣地”延安,参加中央党校学习,也在那里,经历了残酷的整风“抢救”运动,那是文化大革命的预演。1960年,聂元梓在北大校长陆平的帮助下,进入北大经济系担任副主任,陆平与时任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的聂真相熟,对工作踏实、负责的聂元梓也颇为满意,两年后,又将其提拔至哲学系任党总支书记,并在分房上给予优先照顾。哲学系是意识形态口的重点,不仅是北大的重点专业,也是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和市长彭真亲自抓的重点,甚至中宣部有时也直接下指示,交代任务,而不经过学校一级。陆平将总支书记的重任交给聂元梓,自然是想把她培养成自己的得力干将,以便更好地掌握哲学系。从私人关系来讲,陆平有恩于聂元梓,她应该报恩;从发展前途来讲,只要紧跟陆平,继续提拔受重用都是非常可能的。但是,正是在这种一路顺风的形势下,她对陆平的评价却在慢慢发生变化,“我开始对他持批评态度,我成了‘不识抬举’的傻心眼”,她在回忆录中说。她对陆平的意见主要集中在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两条,她认为陆平不深入群众,不了解基层具体情况,下达指示没有针对实际,不能解决实际问题。还在校党委建立自己的小圈子——陆平是从铁道部调到北大的,而北大的核心领导层也都是他从铁道部带来的。她对陆平的这些意见,一直找不到机会向他亲口提,但她认为这些意见都很重要。终于,文化大革命发动,给了她这样的机会,让她一吐为快。在“五·一六”通知发出后,她和哲学系的另一位老师杨克明想通过大字报的形式,向学校党委和北京市教育系统提意见,但不知道这样是否妥当,便找到在北大蹲点的曹轶欧。曹轶欧是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康生的妻子,她满口答应没问题,但并没有过问他们写什么内容。这样,聂元梓和哲学系的赵正义、杨克明、宋一秀、高云鹏等人商定给陆平等人写一篇大字报。据聂元梓回忆,大字报改了三次,最后的版本是由杨克明主写,她在后面加了一段话和三句口号,并带头签了名。5月25日,他们把大字报贴在北大大饭厅的东山墙上,一下子在全校引起轩然大波,并形成拥护和反对陆平的两派意见的局面。陆平连夜召开党委常委会,并组织了反击的大字报,也贴在同样的地方。但形势马上不受控制,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广播,《人民日报》等党报的转载评论,让这篇大字报上纲上线,直到8月5日,毛泽东的《炮打司令部——我的一张大字报》出炉,亲笔赞扬聂元梓的大字报是“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”,“写得何等好”,并将文革矛头对准了刘邓司令部。从此,这张大字报成了文革的符号,也吹响了全国上千万大中学生起来造反的冲锋号。在记者采访到的众多造反派中,都认为这篇大字报对他们批斗工作组起了示范意义,聂元梓的大名也从此家喻户晓。在名声大震之后,聂元梓很快当选为北大校文革主任,由她领导北大的文化大革命,这是她人生的顶峰,也是她判刑入狱的起点。文化大革命既然是“史无前例”的,自然也就无先例可循,无经验可借鉴,聂元梓在当上校文革主任后,也不知道运动该如何开展。起初,是号召群众向领导提意见。聂元梓在书中谈到,“各个单位、各个部门的群众给领导贴大字报,其中确实有不少很有水平的意见,很有分量的批评,但是,运动到这里并没有刹车,而是继续揭老底、揪黑手,到后来就乱了套,从互相贴大字报发展到互相动手,搞武斗,这叫什么事啊!”许多突如其来的事情,她只能凭着经验去判断处理,比如外校学生中兴起“破四旧”之风,她害怕北大也受到牵连,就向全校师生讲话,号召大家保护文物和国家财产。有外校的学生跑到北大,要砸烂华表、石碑等文物,她就在高音喇叭里动员北大师生起来保护。北大的图书馆、档案资料,未像其他学校那样遭受大的损失,这与她当时的保护政策有莫大关系。在对聂元梓的诸多指控中,有一项重要内容,是她带头写了第一张打倒邓小平的大字报。记者向她求证此事,她告诉记者,这张大字报并非她带头所写,也并非她的授意,而是一些教师和学生给邓小平写了大字报以后,非要她在上面签字,“当时整个师生、群众都反对邓小平,他们叫我签字,我不得不签”。为此,后来邓小平之子邓朴方在北大跳楼致残,也被算在了她的头上,但事实上,那时候工宣队与军宣队已进校,接管了学校主导权,她已经失去了权力。潘多拉的魔盒一旦打开,想要再关上就很难了,聂元梓是那个打开魔盒的人,但她立刻发现自己已经完全控制不了局势,即便她是学校名义上的“一把手”。1967年后,北大的武斗持续升级,到七八月间,她曾试图将两派学生联合起来,停止武斗,复课闹革命,但是没能成功。随着运动的发展,刘少奇、邓小平、朱德、贺龙、彭德怀这些中共元老相继遭到批判,而学校的武斗也不断升级,作为一个参加革命30年的老党员,她对运动越来越看不懂,越来越“感到不对头”。她意识到,如果再这样继续下去,根据她自己的能力水平,她根本无法应付未来的局面。在这种时候,她萌生了辞去校文革主任的想法,并建议解散校文革,因为她认为校文革已经没有能力领导学校的运动,但这个意见在校文革常委会上马上有人提出反对。紧接着,在中央文革碰头会上,她向中央文革成员提出了辞去校文革主任的请求,并建议解散北大校文革,当时周恩来、江青等人都在场。江青首先表示反对,并对她进行了严厉的训斥,她说,“过去,你是死保校文革,现在人家一攻,你就要求解散校文革,你不想干了,这不行!”周恩来和其他人都不吭声。武斗终于引起了毛泽东的重视,他下令工宣队、军宣队进校,却在清华遭到蒯大富及其手下的抵抗,于是便有了1968年7月28日毛泽东与“五大领袖”的“凌晨谈话”,毛泽东对他们进行了批评,工宣队、军宣队开始进校接管一切。从1968年国庆节后,聂元梓便处在半隔离状态,白天办“学习班”,行动受到限制,不能随便离校。到全国大规模清查“五·一六”分子时,军宣队副主任王连龙在大会上宣布聂元梓为“五·一六骨干分子”。此后,聂元梓被下放到江西鲤鱼洲北大“五七干校”,在大冬天,光着脚到冰碴子里挑泥巴,在当时的那些“反动学术权威”、“臭老九”中间,她是“坏人中间的坏人”。1970年6月,工、军宣队让她再度回校,在严密监视下,强迫打扫院子,打扫厕所,大大小小的批斗会开了100多次。她告诉记者,在北大仪器厂的3年间,仪器厂给她专门画了一条“路线”,从厂里到家里,每天上下班,必须在画好的“路线”内走,不准越出“路线”半步,路上遇见人也不许说话,回到家以后还有人监视。对于这些整人的手段,她不以为意,她对记者说,“我被整的时候也不少,挨整挨惯了,你愿意怎么弄怎么弄,我该怎么做我还是怎么做,就按你说的,我一步也不越。当年,我在前方的时候,什么艰苦都经历了,他们再怎么整也超越不了那个艰苦,因此,我也不觉得那有什么苦。”对聂元梓的正式判刑是在1983年3月,和她一起被判刑的,还有“五大领袖”中的蒯大富、韩爱晶,判决书上对聂元梓的指控是,“积极追随林彪、江青反革命集团,参与推翻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的阴谋活动,诬陷、迫害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干部、群众,已构成反革命宣传煽动罪,诬告陷害罪。”和蒯大富一样,聂元梓进行了有力的辩护,但终究不能改变被判刑17年的结局。但在第二年底,她便以保外就医的名义出狱了,此时的她已经63岁,出狱后孤苦无依,既无住处,又无任何生活来源,再加上长年被整,落下一身的病痛,医院多次下病危通知书。而她的三个子女皆因受其牵连,自顾不暇。在万般无奈之下,她曾向胡耀邦和习仲勋写信寻求帮助。在延安时,她与习仲勋的夫人齐心是同学,两人关系特别好,她就写信给齐心,再转给习仲勋。习仲勋见到聂元梓大哥聂真时说,不给聂元梓发放生活费是不对的,她总要生活啊。那一年,街道办事处给她发放了几个月的生活费,每个月70元,但发到当年12月,就突然停止了,没有说明任何的原因。在长期不懈地争取下,聂元梓终于申请到了养老金,她的生活有了基本保障。她的哥哥、姐姐已经全部过世,与侄子们也极少来往,除了与儿女偶尔通个电话,很少有人会与之联系,她过着与保姆相依为命的生活。那本在香港出版的《聂元梓回忆录》,是她口述、别人记录的,出版时未经她审阅。她手边留存的这本书,已经被她翻得稀烂,许多地方有折痕或夹着书签,书上满目的线条和修改痕迹,那是她认为需要修改的地方。这本为她正名的传记能出修订版,或许是她此生最后的愿望。